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绷紧商务风险防控这根弦(下)

2017年1月11日 20:11 作者:栾国鍌 来源:中国商务新闻网

  2016年,世界范围内“黑天鹅”事件频发,全球经济在动荡中曲折前行;2017年,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使得全球经济发展更加“雾里看花”。吸引外资、对外投资、扩大重点领域对外开放,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,哪些风险必须有效加以防控?中国应未雨绸缪做好哪些工作?本报特邀业内权威专家,分析潜在风险,研判应对之策。

  专家圆桌

 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霍建国

 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、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 张建平

 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所所长、研究员 何曼青

 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 刘英奎

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英

  (排名不分先后)

  制度高地须筑好“防火隔离墙”

  国际商报:2016年全年预计我国实际吸收外资(不含金融领域)将达7850亿元,吸收外资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。2017年,我国在吸收外资领域应重点防控哪些风险?

  何曼青:2017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推进必然加大监管难度,从而增加了经济安全风险,其中,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、金融安全、粮食安全、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、国防领域安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五大领域。例如,资本账户开放后,要防止突击资本的大进大出,建立数据共享和分析监测体系。金融监管需要改变分业监管的模式,银监会、证监会和保监会在筑好“防火隔离墙”的同时,要强化协调合作,建立数据共享系统,堵塞监管漏洞。为此,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,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,包括事中和事后监管体系、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与制度、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等,切实提升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安全的能力和水平。

  刘英奎:近几年,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,中国吸引外资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态势,实属不易。2017年,中国吸引外资要重点防控以下风险:

  一是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,存在引资增速下降的风险。世界引资第一大国美国将继续加大吸引制造业回归力度,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可能采取的降低税收、限制高技术企业对外投资以及提高进口关税等措施,将促进本国制造业回流,吸引更多国家企业对美投资。发达国家、新兴经济体引资力度的加大,有可能部分分流投向中国的国际资本。

  二是外资经营成本持续上升,增加了外资向外转移的压力。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,防止外资大规模、快速外迁,并力促外资企业就地转型升级、扩大投资,是当前我国外资工作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。

  三是存在外资企业技术外溢低、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小的风险。长期以来,中国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,但实践证明,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总体并不理想。一方面,部分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少或者较少在中国市场进行研发投入;另一方面,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影响了技术外溢效果,增强了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,影响了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。如何在实现扩大吸引科技研发、高技术制造业外资的同时,促进本土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,是当前外资工作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。

  刘英:吸引外资领域应注意防范市场风险和外债风险。市场风险包括汇率风险、利率风险。在外债风险方面,由于外资当中借款占相当部分,如果偿还期限集中叠加国际上爆发的“美元荒”,可能会带来短期流动性的紧张。

  对外开放须用好自贸试验区工具

  国际商报: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2016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提出,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。稳步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推动重大项目落地,进一步扩大重点领域对外开放,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,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,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。2017年我国在进一步扩大重点领域对外开放方面应重点防控哪些风险?

  霍建国:当前,国际形势复杂多变,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,需认真应对,并做好风险防控。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过程中,关键要防控以下风险点:

  一是在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,要切实贯彻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则,避免形成我国单方面投入的格局。一方面要调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积极性,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并寻求借助国际金融机构参与的可能性。从长远考虑,一定要确保项目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
  二是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,可大胆地在自贸试验区内先进行敏感领域的压力测试,取得经验后再推广。对于高端制造业的开放及部分金融领域的开放,要尽快完善安全审查机制。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,加强事中事后的跟踪监测与管理,确保开放平稳有序地进行。

  三是在继续支持优秀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的过程中,要做好风险防范,特别是要加强防范投资的短期行为和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,确保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及企业债务的可控性。

  四是加快推进国企的混改试点并注意国企的中性竞争政策,以防止国外针对我国国企投资行为设立严格的安全审查程序。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,应引入借鉴国际上流行的中性竞争政策的有关要求,加快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的新优势。

  五是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特征及可能存在的风险,谨慎把握金融市场开放及资本项下开放面临的风险。在确保金融系统安全运营的基础上,大胆探索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可能,力争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及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。

  张建平:重点领域对外开放,主要指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、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。扩大产业开放发展,可能蕴藏着潜在风险。例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扩大开放如何有效防控风险就是现实问题。因此,利用11个自贸试验区平台先行加以试验,在加大开放力度的同时,发现潜在风险点并加以防控至关重要。如果通过自贸试验区开放试验,风险可控,则可以在全国加快复制推广进程。

  “走出去”或面临更多荆棘

  国际商报: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因素的推动下,越来越多的中企正在加速“走出去”。2016年,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.12万亿元。2017年在对外投资领域应重点防控哪些风险?

  何曼青:当前,国际形势正经历着纷繁复杂的深刻变化,大国竞争加剧,金融市场动荡,商品市场震荡,贸易保护主义抬头,民粹主义、右翼势力崛起,地缘政治、地区冲突风险日益上升,“黑天鹅”事件不断增多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中企“走出去”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:

  第一,经营类风险。一是外汇风险。2017年可能是“美元加息提速+美联储考虑缩表”的关键年份,这会加剧美元的升值,人民币面临大幅贬值的压力。二是销售风险。全球经济步入经济长周期的萧条时期,需求普遍不足,2017 年世界贸易会处于一种大家“彼此玩命”的状态。

  第二,政治安全风险。2017年不仅是中国、美国的“换届年”,也是法国、德国等主要国家的“换届年”,是各种重要因素汇聚在一起的关键年份。随着特朗普当选、英国退欧、意大利修宪被公投否决,西方发达国家关门主义倾向抬头,政治安全风险增加。

  第三,制度差异风险。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低、市场秩序尚不成熟,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、投资,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

  第四,文化差异风险。宗教、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是企业“走出去”必须考虑的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多民族、多宗教聚集,文化、宗教、意识形态领域差异巨大,“文化折扣”现象突出。

  必须积极应对这些风险。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参与和主导地区与全球性的贸易投资规则的建立,与投资对象国签署和适时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,为中企“走出去”提供良好的制度性保障。同时,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,健全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,切实保障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等。二是中国企业要做好事前风险预警和调研工作,对投资地的国情、社情、民情以及法律规则、利益集团、恐怖组织、宗教敏感问题等进行充分尽职调查,同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、安保力量以及海外保险手段等进行有效维权和止损。

  刘英奎:从近期国际投资特点与趋势看,2017年中企对外投资主要面临如下风险:

  一是国家安全审查风险。近年来,国际投资领域保护主义抬头,美、德等多国在影响“国家安全”外衣的掩盖下,对跨国并购投资的审查日益严格、频繁,随意性较强。而且,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交织在一起,呈扩大化、复杂化趋势,使部分中企跨国并购中途夭折。种种迹象表明,2017年,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面临更加复杂严苛的审查限制和风险。

  二是经济政策与汇率剧烈变动风险。当前,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中艰难复苏。为促进经济增长,主要经济体继续加大政策调整力度,将导致有些国家GDP、国际收支、物价等宏观经济指标剧烈变动,对企业的收益和成本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;一些东道国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,可能采取外汇管制措施;汇率剧烈变动有可能导致对外投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、利润减少,甚至导致投资失败。如2016年委内瑞拉遭遇恶性通货膨胀,通胀率一度高达720%,使得原本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兴建的南美洲第一条高铁——蒂纳科至阿纳科高铁,由于资金缺乏不得不停建。

  三是企业盲目对外投资风险。近几年来,中企对外投资发展迅猛,但部分企业急于跟风赶潮流,在对国外复杂多变的环境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,盲目对外投资。比如,对我国与有关国家的政治关系盲目乐观;入乡不随俗,漠视国外法规等,致使对外投资遭受损失甚至失败。

  刘英:对外投资领域一般需要防范的是投资国的汇率风险、国家风险、政策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。

  在汇率风险方面,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美元流动性紧张,对于以美元结算的企业的现金流要防范流动性风险。2017年不确定性增加,中企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,而且东道国可能由于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,带来汇兑困难,导致发生资金收付风险。

  在国家风险方面,部分信用不佳的投资国有大概率违约或对投资项目进行国有化,部分廉洁程度较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内部交易成本,这些都可能导致海外投资的损失。此外,中企部分投资东道国因政局动荡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,投资项目有被卷入战火的风险,中企应当加强防范。

  在商业风险方面,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几年波动很大,中企的很多投资项目集中在资源和能源领域以及房地产领域,需要对大宗商品价格和不动产价格进行预测,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选择投资标的。

  在政策法律风险方面,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,外国也在加强对投资的审查,调整政策法律,保护本国产业和投资者利益,提高准入门槛。同时,一些东道国在税收、劳动保护、环境、股权方面有特殊的规定,一些投资还具有附带条件,中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  本专题稿件由本报记者栾国鍌、刘明采写

编辑: 李桂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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